随着九台农商银行正式从香港联交所退市，东三省曾经风光一时的“上市银行F4”——锦州银行、盛京银行、九台农商行、哈尔滨银行——至此仅剩哈尔滨银行一家仍在港股市场坚守。
然而，作为硕果仅存的“独苗”，哈尔滨银行的上市地位却远未安稳。这份"独苗"身份背后，是盈利结构失衡、资产质量承压、公司治理滞后的多重挑战。
从四足鼎立到一枝独苗
东北地区曾拥有四家港股上市银行——盛京银行、哈尔滨银行、锦州银行和九台农商银行，形成了区域银行业资本市场的"东北军团"。然而，这一格局在过去两年内迅速崩塌。
锦州银行是这场退市潮的开端。这家曾与盛京银行、哈尔滨银行并称东北城商行“三剑客”的银行，于2015年12月以4.67港元登陆港股，2018年总资产一度攀至8459亿元。
然而，其危机主要来自民企股东和贷款大客户的“爆雷”连锁反应——从汉能集团94.61亿元贷款风险暴露，到“灵璧石骗局”暴露出的内部风控漏洞，最终导致不良贷款率从2017年的1.04%急剧攀升至2018年的6.88%，全年巨亏。2024年4月15日，锦州银行从港交所退市，成为中国银行业史上首家退市的内资银行。
盛京银行的退路则与恒大集团深度绑定。2016年，恒大斥资140亿元成为盛京银行第一大股东，至2019年持股比例达36.4%。据公开信息，在此期间盛京银行对恒大系单家企业的风险暴露规模超过1550亿元。恒大债务危机爆发后，沈阳市国资委旗下盛京金控分批受让恒大股权，恒大彻底退出。2025年8月，盛京银行正式从港交所退市，结束十余年的港股历程。
九台农商行紧随其后。2025年11月24日，该行H股正式退市，此前在暂停买卖前的46个交易日内，股价一直处于0.33港元至0.50港元的低位区间，最后交易日收报于0.41港元/股。吉林金控以超过30亿元的对价完成全面要约收购。
三家银行相继退市的背后，是融资功能丧失、资产质量恶化、民营资本风险传导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共振。区域性银行在港股市场难以获得有效估值认可，上市已无法提供实质性的资本补充通道，地方政府主导的风险出清与资产重组成为优先选项。这一趋势，也令哈尔滨银行的“独苗”地位显得格外脆弱。
利润增长靠投资收益“撑门面”
2026年3月27日，哈尔滨银行发布了2025年度业绩报告，资产总额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4.56%。但在光鲜数据的背后，利润增长高度依赖非息收入、核心资本充足率逼近监管红线、不良率持续高企、董事长任职资格逾17个月未获核准等深层次问题，正将这艘东北城商行的“旗舰”推向更深的困局。更令人担忧的是，该行股价长期在0.3港元附近徘徊，已沦为典型的“仙股”，上市地位岌岌可危。
从2025年年报数据来看，哈尔滨银行交出了一份看似亮眼的成绩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45.46亿元，同比增长2.13%；实现净利润12.65亿元，同比增长16.83%；归母净利润为11.46亿元，同比增长24.56%。
然而，揭开表面数字，这份成绩单的质量值得深思。哈尔滨银行2025年的业绩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息收入，特别是金融投资收益的爆发式增长，而非传统存贷业务的健康发展。
2025年，哈尔滨银行利息净收入为98.39亿元，同比增长仅0.02%，几乎陷入停滞；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4.41亿元，同比增长19.86%。
更值得关注的是，该行金融投资净收益从上年度的较低基数大幅增长至约17亿元，同比增幅高达155.5%。这种依靠投资收益“撑门面”的增长模式能否持续，无疑是悬在这家银行头上的一个巨大问号。
这种高度依赖投资收益的盈利模式存在显著不确定性。此类收益与市场利率走势高度相关，在利率下行期可获得较好变现机会，但一旦市场转向或利率企稳，这部分收益将面临剧烈波动。
与此同时，净息差和净利息收益率持续收窄。2025年，该行净利差为1.22%，较上年下降0.16个百分点；净利息收益率为1.20%，较上年下降0.11个百分点。
哈尔滨银行在年报中解释称，受实体经济信贷有效需求不足、高收益资产业务到期、市场利率下行及重定价等因素影响，资产收益率下降幅度大于负债成本付息率下降幅度。
高不良率与资本充足率的双重紧箍咒
哈尔滨银行的资产质量压力始终未能有效缓解，多项指标显示风险仍在累积。
资产质量持续承压。截至2025年末，哈尔滨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114.93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80%，较上年末微降0.04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98.26%，较上年末下降4.33个百分点；贷款减值损失准备率5.55%，较上年末下降0.20个百分点。
拆分来看，个人贷款不良率问题尤为突出。2025年年末，公司贷款不良率为2.34%，而个人贷款不良率高达5.81%，较上年末继续上升0.84个百分点。其中小企业自然人贷款和个人消费的不良率均在6%以上。
而且，资本充足率逼近监管红线。 截至2025年末，哈尔滨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48%，虽高于7.5%的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阈值，但安全边际仅约1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28%和13.52%，较上年末均有所下降。叠加该行已连续五年未进行现金分红（上一次分红为2020年7月派发的2019年度末期股息），资本内源性补充能力不足，未来业务扩张和风险抵御空间受到严重制约。
合规治理“卡壳”：新董事长候场逾17个月
比财务指标更引人担忧的，是哈尔滨银行在公司治理层面暴露出的深层问题。
2024年11月6日，哈尔滨银行发布公告称，出生于1965年1月的董事长邓新权因临近法定退休年龄，向董事会提交辞呈，董事会选举时任行长姚春和为新任董事长，其任期自监管核准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资格核准前由邓新权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
然而，截至2026年4月，姚春和的任职资格仍未获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黑龙江监管局核准，候场时间已超过17个月。
根据《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高管任职资格核准原则上应在30日内作出决定，代为履职期限通常不超过6个月。这意味着，本应已退休的邓新权仍在超期“服役”，姚春和虽已被选举为董事长，却始终以“执行董事、行长”身份列示。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对此表示，任职资格长期得不到监管核准，除了申请材料不完整或不符合要求等操作性原因之外，通常还可能涉及两方面因素：一是个人原因，如工作经历或能力不匹配，或存在行政处罚等不良记录；二是银行原因，如银行本身正处于风险事件处置过程中，或其经营行为涉及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等问题。
公开履历显示，姚春和加入哈尔滨银行前长期供职于中国工商银行，2022年6月加入哈尔滨银行，2023年3月正式出任行长，任职期间推动该行资产规模扩容。但逾一年半的监管审核停滞，已引发市场对银行治理稳定性的广泛关注。
在这样一个区域内银行业普遍承压的大环境下，哈尔滨银行作为“独苗”的处境尤为特殊——它既承载着东北地区银行业对接资本市场的最后窗口功能，又承受着资产质量、资本充足、公司治理的多重压力。
从资本市场表现来看，该行股价自2020年跌破1港元后长期徘徊在0.3港元附近，已成为典型的“仙股”，总市值仅约36.84亿港元，日均成交量长期低迷，股权市场有效融资能力极为有限。这与锦州银行、盛京银行、九台农商行退市前的情形如出一辙——当港股市场无法为银行提供切实可行的融资渠道时，维持上市地位的战略价值便大打折扣。
面对这一困局，哈尔滨银行亟需在多重压力下找到突破口。在区域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转型阵痛、信用风险持续暴露的大背景下，哈尔滨银行能否打破"仙股"魔咒、走出治理僵局、实现高质量增长，不仅关乎其自身命运，也将为东北银行业改革化险提供重要观察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