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着生活带给他的困顿，肩负着因袭的重担，长久地牺牲自我，这使鲁迅领略到了人生最大的哀痛。对一个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鲁迅有了更深的悲剧色彩。

青年时代的鲁迅，像许多天真的孩子一样，做过一些美好的梦。他有过朦朦胧胧的神圣的情感，也有过对未来生活的各种憧憬。在异国的生活中，这种青春时代固有的激情，我想不是没有撞击过他的心头。但他不是一个情感过于外露的人，他的情感方式依然带有中国人的传统的含蓄意味。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不自觉地牵引着他。在自我的感情世界里，他多少还停留在旧的基点上。爱情这块迷人的圣地，在他那里还是一块陌生的领域。

1906年的夏天，对鲁迅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母亲不断从家里来信，催他回故乡结婚。几天后，家人又拍来电报，骗他说母亲病了，必须立即回去。鲁迅痛苦地看着电报，心中涌动着焦虑的情感。他望着远方，母亲憔悴的面影开始闪动起来。母亲是他现在唯一最亲的老人，她一生的不幸常使鲁迅黯然神伤，这位坚强的母亲在多年的颠簸中，为孩子们操碎了心。他懂得，他的一切正是母亲的一切。母亲的话，他是不能不听的。

鲁迅的母亲此刻正在故乡绍兴急切地等待儿子的归来。自从家境破落之后，她把许多希望寄托在长子的身上。她喜欢自己的儿子，她知道这位早熟的儿子也许最有希望重振自己的家业。因此，当鲁迅到日本 留学之后，她既无法掩饰思念之情，又暗暗希望儿子在外面好好闯闯。可是，一个谣言从外面传来，说鲁迅在日本已与一位女子结婚，并说有人还看见他领着孩子在外面散步。

母亲自然是懵了，她想，儿子在外面结婚，就意味他难以回来了。对这位在多难中熬过来的人来说，这太可怕了。这不仅意味着她的家业前景暗淡，而且也难以从情理上使这位老妇人想通。于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催鲁迅回来。现在尚没有文字记载有关鲁迅当时回国完婚时的心情。但从鲁迅后来流露出的感情来看，他的内心的难言之苦是那样的沉重。

这的确是鲁迅的一个悲剧，但在清末的中国，这种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完全是正常的，司空见惯的。人们已习惯于这种先天预约形式所固定下来的婚姻方式。鲁迅默默地吞下这一杯亲人给予的苦水，爱情的领域仿佛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在他的内心中荒凉地搁置着。婚期越来越近了，鲁迅一回到家中，家里顿时洋溢出喜庆的气氛。

家里人忙里忙外，为这位留洋的青年操办起婚事来。鲁迅木然地坐在床前看着这些亲人，他能说什么呢？这些好心的人都被一种神圣的精神所引导着，他们为了鲁迅的成亲，不知花去了多少心血。鲁迅看到，这些日子母亲是最快乐的，她看见儿子回来后，一切都踏实了。母亲的心情鲁迅是理解的，他暗暗地想，为了母亲，只能接受这一礼物，好好地供养吧。

在此之前鲁迅从未见过这个姑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姑娘出身普通人家，娘家姓朱，也是浙江绍兴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3岁。在热闹的婚礼后，谁也不会想到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一场漫长的婚姻灾难开始了。

其实在鲁迅的内心，作为母亲送给他的礼物，鲁迅始终也没有接受这个裹着小脚、对他唯命是从的发妻——朱安，婚礼的当天晚上，鲁迅彻夜未眠。朱安数次小心地说：“睡吧”鲁迅一字未答。接下来的两天里，鲁迅都睡在其母亲屋中。第四天，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后来鲁迅从日本回中国，在杭州一所师范学校任教。此间，鲁迅虽人在绍兴，但很少回家，他住在学校。即使偶尔周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他有意不与朱安接触。鲁迅与朱安开始了长达7年之久的分居生活。鲁迅竭力想忘掉这段无爱的婚姻生活，但不愿给妻子和母亲带来不快。

从日本回中国后的那两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的形象，使他显得苍老，而他实际上只不过刚刚30岁。这一时期他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他在给自己的终生挚友许寿棠的信中说：“仆（我）荒落殆尽。”又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说得很坦率，也很沉痛。

正当鲁迅在极度痛苦中寻求出路时，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翌年2月，已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教育部工作。4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北平（今北京）。5月初，鲁迅前往北平，开始了在北平长达14年之久的生活，而这14年中的前7年多，鲁迅独居，度过了31岁到38岁之间的岁月。

从南京迁到北京工作后，鲁迅一直独身生活在一间寂寞的屋子里。他一个人长时间地抄着古书，校勘着各种古籍，并且钻研起佛经来。在这些孤独的日子里，他把自己全部沉浸在远古的文化王国里，对佛经、拓本、画像、金石、瓦当、墓志、造像、壁画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鲁迅一方面承受着社会黑暗现状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忍受着个人生活的悲剧。

朱安在绍兴，伴随着周老太太，度过了30多岁到40出头这段生命。到1919年，朱安已是40多岁的人了，她结婚已整整13个年头。对她来说，这13年的婚姻等于一片荒漠。1919年11月，鲁迅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的一处院子，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放一些书籍杂物，中院是母亲和“大太太朱氏”住，全家虽然团聚了，但鲁迅的心依然孤独痛苦。

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不想吃，但母亲就在身边，他把火压下去了。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他把它从屋中扔到院子里。夜晚就寝，朱安铺好被褥等着鲁迅，鲁迅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最后还是分居。虽然如此，但当朱安身有不适，鲁迅还是雇上人力车，陪同她到外国人开的医院去治疗，并且扶她上下车，这使外国医生看了也很感动。

随着岁月流逝，鲁迅对朱安已连发脾气的心思也没有了。鲁迅似乎也曾想过开导朱安，但他们的精神思想相距太远，谈话几乎无法进行。有一次鲁迅告诉朱安，说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也附和说她也吃过，确实好吃。鲁迅不悦，因为鲁迅说的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时吃过的，中国并没有这种食品。朱安想凑趣，但适得其反。

由于日子过得太苦、太乏味。朱安的心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也枯萎了。她的情感方式，她的认识事物的角度，依然停留在乡土世界之中。世界对她来说是凝固的，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永恒。命运既然把她许配给周家，她没有理由抱怨这里的一切。任花开花落，岁月流逝，对她并不具有新奇的感觉。

这段痛苦的无性婚姻直到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逝世宣告结束。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很想参加鲁迅的葬礼，终因周老太太年已八旬，无人照顾而未成行，即把鲁迅离京前的书房设为灵堂，朱安为鲁迅守灵。1943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只剩朱安一个人了。四年后的一个凌晨，朱安孤独地去世了。朱安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她对鲁迅的这种感情，对方是难以理解的，这位叫朱安的女人，她是个缠脚的旧式中国女人，与当时社会中成千上万个普通的妇女一样，她对这一命运的安排是顺从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半点的怀疑。而这完全是两个不同世界的男女，不同精神与躯体的男女的组合已经注定了悲剧的开始。

虽说当时鲁迅与朱安的生活方式也曾有人叫暄不满，但其性情之不投合，语言之无法沟通，对他们的精神世界不能不说是一种折磨。但谴责他么？他没有丝毫的罪过。遗弃她么？难道她不是一个受害者？他（她）们也只能苦苦地忍着这一切，任时光慢慢地埋葬着自己的青春，埋葬着心底的爱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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